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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官方网站手机版王逸舟:2016中国外交得与

作者: 政法头条  发布:2019-05-17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南海问题   朝鲜半岛   新主权观  

  截至2016年5月20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裁判仍未出台,原因之一是中国台湾地区提出的南海太平岛是“岛”的相关事实依据,并经由“法庭之友”程序提交仲裁庭,这使得该仲裁庭必须审议相关证据、向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征询意见,客观上推迟了裁判的颁布。初步预计,仲裁判决将在6月、最迟7月作出。围绕着可能的裁决结果及其争议,南海域内外国家为争夺影响力而进行的舆论战、外交战和法律战早已鸣锣开战。

王逸舟 (进入专栏)  

  2016年以来,美国已经多重出击、连续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美方政府借助其官方发声、媒体舆论炒作、学术机构解读等打出“组合拳”。同时,中国相关部门在南海舆论上已转变“低调”的处理方式,逐步展开“攻势”、力图扭转一度被动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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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外交上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扩大南海仲裁问题上中国的“朋友圈”;其次,外交部陆续在“媒体吹风会”、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议等多种场合发声、阐明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再次,中国驻外使领馆官员,也开始就“南海仲裁”问题在外媒发表文章或阐明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笔者认为,“南海仲裁”的舆论应对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予以加强: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的整体形势还是往上走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利益的拓展总体来说得大于失,我认为可以打一个良好的分数。放眼全世界,中国在全球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彰显。比如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公路、码头等基建设施都是中国建设的。有个西方外交官甚至私下向我感叹说,中国给(非洲)一些地方带来经济发展,而美国人只会卖武器。

  第一,加大“南海仲裁”舆论战中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力度。对美菲舆论斗争实践证明,当西方操纵该事件的舆论导向时,中国越是反应迅速、直面问题,后续的斗争就越主动。

  

  目前较为成功的即为扩大中国“朋友圈”的外交工作,今后还需继续加大对西方民众和东南亚国家的宣传力度,把对菲斗争从“点对点”扩大到“面对点”;还要加大对东盟工作力度,防止东盟向美靠拢致使南海问题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重大障碍。要把握舆论斗争策略,灵活应对美菲利用外媒实施的舆论攻击,打好“仲裁案”的舆论战。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的一个明显反差是,国内普遍低估了中国的能量、中国政府的潜力和在外部的影响;外部则普遍高估了中国的富裕程度、战略规划能力和中国在周边及全球做出实际举措的可能性。正因为存在这个反差,才导致国内许多老百姓觉得中国政府偏软,对外承诺太多;外部则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最大,承诺和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专项帮助却远远不够。

  第二,设置或引导“南海仲裁”的舆论议题,尤其是“说理”的同时加强“论法”。例如引导讨论仲裁或法律解决是否有助于真正最终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又如,中国外交部官员近期表明对“南海仲裁”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立场,媒体应继续结合国际法原理和实践阐明“四不”立场;再如,分析和解读美国所谓“航行自由计划”实则是国际法的“美国例外”,等等。

  

  第三,通过各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加强公关策划,多利用外媒和使用外语进行对外传播。在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互动联系愈加紧密的形势下,南海问题内宣为主的特征仍较明显,国际舆论的引导和塑造还可进一步加强。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曾说,中国正在搞一个“百年马拉松”,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垄断全球,实现中国霸权。而在中国国内却是相反的论调,不少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加紧对华“包围战”,与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各种联动反制。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首先,政府官方发言始终是外媒(包括仲裁庭)引用的首选对象,政府在回应南海问题时,应更加重强调中国相关行为的国际法依据;其次,机会成熟时邀请和组织外媒赴南海采访,既展示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意图上的开放透明、又体现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有效管辖;再次,提高中国媒体在南海问题报道上的国际法素养,提高报道的深度。东南亚媒体尤其是较为友好和中立的阵营,将会更多的引用以及从中国媒体寻求报道来源。

  

  第四,提高中国国际法学者影响力,西方和东南亚的南海问题时评作者引用中国研究南海或国际法的学者意见颇为常见,提高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影响力,也是塑造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一环。有计划地组织、资助中国国际法学者以讲座、国际会议等形式“走出去”宣讲中国南海的主权主张和反对“南海仲裁”的法律依据、在外刊和外媒撰写时评文章,也是切实可行的国际法舆论措施之一。

   从中国整体的外交环境来看,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正进入收获期,海外的各种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与欧洲国家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美国大选后有些不确定性但仍在积极沟通中;亚洲可能除了日本,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都较为稳定。与俄罗斯的普京政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相比,中国今年算是麻烦比较少的大国。

  “后南海仲裁”时代,中国可以如何应对和反制

  

  一是强调坚持法理斗争、强化主权主张。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具有在法官选任的多元化和代表世界各大法系的优势不同,所谓的“南海仲裁”为应菲律宾单方面要求所举行的“临时仲裁”,并且从设立之初就存在较大的偏见和程序问题,其裁决的法律权威性、专业性和公正性因而大打折扣。

   应对特朗普政府勿盲动

  菲律宾将其包装后的诉求提交“仲裁”,掩盖了南海争端的实质是岛礁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中国应充分利用历史、证据法和国际法依据,剖析裁决的法律缺陷,质疑及挑战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是针对“南海仲裁”裁决最可能针对中国南海海域和岛礁扩建环保问题的不利判决,应制定南沙岛礁相关海域的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还可通过舆论对外明确我在南沙岛礁扩建后承担的环保与和平使命任务,如海洋环境保护基地、国际海上搜救基地、航海保障基地、国际旅游观光基地等。

   特朗普获得美国大选的胜利后,很多人关注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回顾过去八年民主党人的执政,实事求是地说,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奥巴马的外交遗产越能得到积极评价。从美国人自身来看,也许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但从国际社会来看,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与古巴、伊朗改善关系,在很多议题上不是单边的用武,而是采取多边主义解决,比如倡导无核世界、对气候变化的表态,还有在北极议题和海洋保护议题上的关注,证明奥巴马多少是有点情怀和理想的。起码他渴望的世界是一个更多理解和合作、更少对抗和误判的世界。

  三是坚持“后南海仲裁时代”的岛礁建设、与东盟在非传统领域合作、继续提供南海国际公共产品。首先,中国巩固现有岛礁建设时,在不谋求岛礁军事化的同时也绝不会不设防;其次,就日益“回暖”的东南亚海盗问题和马航飞机失事等议题,向东盟提议联合打击海盗、联合搜救、联合巡航,从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再次,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南海官方海图、航路指南、岛礁助航设施等航海安全保障,通过提供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树立我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不仅可以打破对我破坏航行自由的污蔑,也利于逐步加强对南沙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空域的持续有效管控。

  

  四是加大岛礁管控,可以考虑设置防空识别区、划定南沙基点基线。仲裁庭一旦罔顾事实,作出对我不公正的裁判,我一方面可加大岛礁战略支撑功能建设力度,尽快形成实际管控和震慑,另一方面针对美国逐步升级的对我南沙及管控岛礁的“航行自由”行动,甚至不排除以设置防空识别区作为反制措施。此外,落实南沙基点基线的划定工作,也是回应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和“南海仲裁”裁决不可或缺的另一反制举措。

   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的上台确实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会把重振美国放在首位,但却是通过采取不合时宜的措施来获得,比如建隔离墙、反对移民和其他族群。这让外界担心,美国过去对于联合国和盟国的种种承诺是否会大打折扣。

  五是加强海域司法实际管辖。沿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强我国管辖海域“司法管辖权”的思路,三沙的法院和海警系统应加强对南海我管控岛礁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尤其是对涉外案件进行执法、司法,这不仅有利于南海海域的海洋维权,更可加强我对南海岛礁和平与持续的“有效统治”效果。

  

  仲裁之后:南海局势短期内可控

   对中国来说,现在一些人有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窃喜心态,觉得美国自己的麻烦大了,过去对于中国的一些施压,比如在南海的巡逻、在日韩的军事部署以及TPP的推行可能都顾不上了。

  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与“对抗”是两国新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化解,2016年及后几年的形势极有可能更为严峻。2016年下半年,围绕着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与相关的军事部署、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巡航、“南海仲裁案”,国际舆论还将继续发酵。

  

  就“南海仲裁”而言,不仅南海相关声索方关注该案的裁判,域外国家如日本也十分重视案件的后续效应。鉴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短时间看南海相关声索方如越南、印尼等对我采取类似“仲裁”的可能性不大。

   我的感觉是,美国内部以及其盟友可能高估了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危害,但中国也许会低估。一些美国学者担忧“中国和俄罗斯会占特朗普的便宜”,对此中国更应该保持低调,不要盲动,并加强沟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既定的外交政策正面临重审,之后是会改头换面还是会废止,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当然,这些政策一定会服务于“内政优先”的大局。

  例如,越南在中美两边下注的格局,决定了其高层在“后南海仲裁”一段时间内将以发展中越经贸关系为工作重心、强调南海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印尼个别官员虽在2015年提过用国际司法机构解决南海争议,但印尼和中国没有南海岛礁主权争端,海域重叠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日本,日本解禁“自卫权”后对美国的“南海巡航计划”表明拥护立场,又在“南海仲裁”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提出将该议题提交国际争端解决的意愿和动作不断。

   我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特朗普发送贺电的时候,没有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这是否意味着,进行了这么多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之间建立的这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稳固关系会发生变化。

  总之,短期内南海局势可控,南海相关声索方对我采取类似“仲裁”的可能性不大,但局势激化时相关声索方采取法律手段的情况并不能排除,因此,中国外交和相关部门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界应充分做好南海法律战的法理、历史证据、危机管控的研究和应对准备。

  

   现在值得担忧的是经贸领域,比如中美之间的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个谈判正进行到很重要的时刻,如果当中出现任何问题,中国对美出口会遭遇较大挫败。不少人还提出,短期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对美出口的萎缩会逼迫中国政府着眼开拓国内市场。基于这些,中方没有理由太乐观,谨慎处之为好。

  

   南海:“赢了里子,输了面子”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今年在外交上也有“触礁”之处,我称之为外交危机或者挫折,尤为明显的是两大区域——南海和朝鲜半岛。

  

   南海议题上,自从今年7月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使得中国在外部——不论领导人还是学者,想要重申“九段线”变得更为困难。多数国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让中国之前关于南海的很多声索和权益或将失效,或要经过重新谈判。现在不但得不到最初期望的整体声索目标,一些小的岛礁设施也有可能会受影响。

  

   这让我回忆起,1982年英国虽然打赢了马岛战役,但因为没有拿到开发许可证和国际认可,阿根廷对于马岛的主权至今仍在上诉中。这让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几乎成为军事禁区,任何开发皆无可能。同样地,中国在南海所声索的这些岛礁,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没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承认,未来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未来如果想要开发,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会成为掣肘。

  

   总的来说,中方当初对于南海仲裁案的准备不足、考量不全面、参与度亦不够。虽然参与也未必能赢,但进去打官司,整个时间会拉长,包括上诉、反证等程序都会复杂得多。而完全不参与,也给未来想要取得战略利益带来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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