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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民族文化的扩散和内省

作者: 政法头条  发布:2019-05-17

进入专题: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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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  

多彩亚洲,风情万种。新华社记者陶明、杜潇逸、杨舟、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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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1000多个民族、47个国家,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等多姿多彩的文明交相辉映。为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5月在北京举行。这场中外文明大交流、多元文化大汇聚、多国民众大联欢的文明盛事,必将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之际,海外网推出系列解读文章,传播文明之美,共襄文明盛事。

   文化,是个极其复杂、宽泛的领域。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专指民族文化。“民族”是一个并不简单的概念。例如,日本国民就并不全是大和民族,韩国亦如是;“中华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孙中山先生在高举“中华民族”大旗时,同时号召汉、满、蒙、回(即伊斯兰教信仰者)、藏“五族共和”(当时聚居于国家西南、西北等地的许多少数民族尚未得以鉴别、确认族名)。如果我们要脱离开“民族”这个词语,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说法:或以国家论,如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或按信仰分,如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等等。我总觉得,民族、国家、信仰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此特别声明,我只好混用这几个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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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曾将世界划分为五大洲,其中便包括亚细亚。“亚细亚”是希腊文中对亚洲的称谓,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将人类六千年的历史划分出若干个文明类型,其中便提及了亚洲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远东文明、朝鲜半岛文明等,并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恰恰是相互交流的。文明的相互交流既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也包括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事实也正如汤因比所言,数千年来,亚洲各文明在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中融汇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任何民族文化都要与“他者”发生关联

比如在中华文明的辐射下所形成的“东亚文化圈”,主要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均曾使用汉字并以文言文作为书面语。据学者考证,汉字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便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而后在朝鲜的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至公元668年),儒学传入;在公元5世纪,朝鲜的五经博士王仁东渡,又将儒学传到了日本。隋唐以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还有日本多次派遣“学问僧”、留学生来中国,将各种汉籍带回本国。越南方面,在秦汉时期,汉字开始传入,成为越南官方的书写载体。

   任何民族文化,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地球上,因而或早或晚都要与“他者”发生关联,双方或多方关联的路径无论是什么样的,在发生和发现过程中总要含有以下选择:接触、了解、理解、发现、自省、欣赏、学习、相融。

在“东亚文化圈”内,中华文化对其他各国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各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对中华文化也并非是被动地接受和吸纳,毋用说儒学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各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便是在文学方面,比如对唐诗的接受也是不同的:杜甫成为朝鲜半岛最受推崇的唐代诗人,而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唐代诗人并非李白和杜甫,而是寒山和白居易。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扩散与收敛这样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他者”扩散过来的文化,给予“自我”(亦即民族文化主体)以刺激,是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外动力。勇敢地接受“他者”的刺激,把它转化为促进自我前行、创造的动力,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革新主义”;反之,如果没有或拒绝了这一外动力,任何文化都要停滞甚至萎缩、衰落,这就是今之所谓“保守主义”。所谓民族文化的“收敛”,我是指对于外来文化的自发而生的惧怕、蔑视、疏远或拒绝。扩散与收敛是文化“天性”所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对待同一外来文化可能出现不同的趋向,或者以其中一个趋向为主。

在中国、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各文明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对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内容。中国的丝绸、瓷器、养蚕术和造纸术传入印度,《道德经》也曾被译成梵文;印度的佛教由西域或者印度僧人传入中国。2世纪起,西域和印度僧人陆续来华,将佛教带入中土;而三国以后,中国的高僧如法显、玄奘等赴印度取经求法。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也逐步与老庄思想相结合,出现了本土化的禅宗。而后唐代僧人道璇、义空先后赴日传禅,开日本禅宗之风。后南宋时,日本明庵荣西来中国学禅,回国后大振禅风,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禅宗。

   如果以上述规律观察中华文化与东亚其他民族文化的往来,则大体如是。

亚洲各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不仅带动了各自的文化繁荣,促进了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对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初(《古事记》),中国的《论语》贡奉于应神天皇,也是日本接触域外文化的开始。自8世纪起,中华经师陆续赴日,传授中国“经学”,或为“中国古典儒学传入日本遂成定局”;“自8世纪中期起中国儒学在日本以超越‘经学’本体的形态,而以‘史学’和‘文学’作为‘明经’的两翼传入日本,从而使儒学进入扩散阶段。”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至于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起始点,则尚无定论。多数中、韩学者认为在中国汉代已经传入。

从明末利玛窦入中国直至清代乾嘉年间厉行禁教这段时期内,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中国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农业、医药、茶叶、瓷器等被系统介绍到西方世界,并引发了极大反响,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特别是经籍的迻译,儒家学说深深影响了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蒙田、卢梭等西方思想家,中国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之一。而《玉娇梨》《赵氏孤儿》《好逑传》等中国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了欧洲,黑格尔赞美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歌德在读了中国文学作品后做了一些理论探索,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儒学及其经典的传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之扩散并不等同。因为文化是有层次的。文化经典所要传达的,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或底层,是历经若干代人创造、丰富而成的民族之魂。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社会中真正能够把握经典知识及其内涵的永远是很少数人。“百姓日用”、直接接触的,则是与己不同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因此,我认为最初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只是儒学,是文化的底层,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从这一角度看,多年来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常说的“汉字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等概念应该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伪命题:使用同一文字并不一定能被视为同一文化圈,何况在东亚只有日本还保留了少数汉字,其他国家都已改为拼音文字了。

可以说,中华文化之所以对欧洲文化产生影响,离不开利玛窦、殷铎泽、白晋、马若瑟等来华传教士所推行的“适应策略”,其核心思想便是尊重差异、平等交流。而“适应策略”又是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在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传教实践中总结出的。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亚洲文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一点从禅宗和汉字的西传也可见一斑。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然后本土化为禅宗,而禅宗和唐代诗僧寒山又在日本广为流传和接受,而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编译了大量的禅宗著述,加上通晓日语或日本禅宗的英国汉学家韦利、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美国诗人施耐德对寒山诗歌的大量译介,激发起了西方世界对禅学的普遍兴趣,由此对美国“垮掉的一代”和西方的“嬉皮士”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文化的扩散和收敛来观察东亚文化交流的情形

如果说印度佛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作为中转站的作用,那么汉字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则离不开日本的中介作用。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曾追随日本汉学家森槐南研习汉语和汉诗。在日本的研究经历,促使费诺罗萨从诗学、美学的维度来思考汉字的结构,其《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汉字》一文经由诗人庞德的推崇,成为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而后,20世纪60年代,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提出“书写”的概念,借以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其思想源泉正是费诺罗萨和庞德对中国汉字的独特解读。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从来不是单向的。当一种民族文化传入另一民族时,双方各自成为对方的“他者”,受益的绝不只是接受方,传入者一方同样可以得到在自己民族生活圈里得不到的启发。例如,当朱子之学传到朝鲜国后,经朝鲜大儒(例如李滉退溪、李珥栗谷)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环境,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性理学,其成就对中国学者也有所启发。又如,日本幕府时代末期和明治维新初期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动态与明代中叶相近,诸藩侯和武士们正在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作为反对幕府、以天皇为“一尊”的武器,充分发挥藩侯和武士作用,达到“尊王攘夷”的目标。王阳明的事迹及其学说传到日本,他的文武兼备之才、平乱赫赫之功,既继承又不盲从朱子学说,提出的人生价值和奋斗目标简要而透彻,并且亲身履践,这些都引得日本欲革旧图新的研究者蜂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倡功夫,以及人人即凡而可圣的道德平等思想,显然对想在国事上有所作为的下层武士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亚洲文明是在开放包容与平等对话基础上形成的,各文明既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又以多元主体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而丰富和发展,进而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可以说,亚洲是多种文明和谐共生的代表性地区,也有条件成为多种文明互鉴交融的示范性地区。在21世纪的今天,亚洲文明应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自信,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但是,王阳明去世后,其传人对王阳明某些语焉不详处或未有明确定论的言辞产生分歧,本不为怪,中外历史上几乎所有“宗师”级人物莫不是如此的身后;有意思的是,这一分歧以及其末裔深陷空疏、支离、玄虚之病,也传到了日本和韩国。进入20世纪,阳明学在日本显著地被重经济、科技、物质的风气所压倒,不能引领国家适应工业化趋势的心性之学自然遭到冷遇。即使如此,在日本学界一直有不少学者和官员在坚守阳明之学,辩护之,捍卫之,有时中日两国学者遥相呼应。日本对阳明学的不离不弃也影响了中国学界,直待又一个世纪到来,阳明学才在其故国呈现复兴之势。

(任增强,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部主任,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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